（本文收錄於—《看不見的北京》）

作者：胡慕情

中國為取得2008年奧運承辦權，承諾改善中國長年來沒有人權的狀況，但真正取得奧運承辦權後，承諾只是南柯一夢。法輪功學員被無情鎮壓、活體取走器官；上萬中國人民因奧運來臨反而家破人亡、流離失所；人究竟要如何「有尊嚴、完全自由地活著」？

活著，向來就是掙扎的事。中國作家余華的小說《活著》，描述歷經中國各種困苦階段的底層人民生活。《活著》透過一位浪遊者遇上主人翁——福貴，並透過這位浪遊者的聆聽為福貴一生中的每個階段做串連。

福貴本是有錢人家少爺，但因花天酒地而將百畝田地敗光，轉眼間成了落魄窮農戶。丈人更把太太連同腹中的胎兒一同帶了回家，剩福貴與老母和年幼的女兒相依為命。

落魄之後，福貴懊悔了，因此努力而辛勤地工作著；好不容易盼得妻子帶著出生的兒子與他團聚，卻在母親生病時趕去城裡找郎中，然後便無緣無故給國民黨抓去當兵。幾年後，大難不死回了家，母親卻早已病死、女兒也因生病成了啞巴；但福貴和一家人認命吶，就這樣過著窮困而努力的生活。

福貴一家歷經土地改革、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中國重要階段，余華藉福貴的經歷說出當時中國人的難堪面貌。《活著》，其實是死人／活死人的故事：福貴看著親人一個個死去：先是醫院為了挽救縣長妻子的生命而活活將福貴兒子的血抽乾，再來是女兒因難產過世、妻子跟著死去、女婿被石板壓死，最後是孫子生了病，福貴讓孫子吃難得吃到的豆子，然後孫子便活活噎死。

許多讀者批評余華這部作品過於虛偽、不符人性。畢竟誰能這麼倒楣地「活著」？簡直不通情理；但余華認為：「活著一詞在中國語言中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喊叫、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對余華而言，《活著》講述了絕望的不存在。

《活著》確實缺少魯迅筆下《祝福》或《狂人日記》的尖銳批判，但這部作品，卻呈現出當下迎接奧運的中國人的各種面貌——政治正確的行動，把中國變成毫無生氣的社會，缺乏文明、人類情感，只剩下一群毫無感情，只會唯命是從的人民；然而在這毫無生氣的社會裡，卻也有體現「絕望的不存在」的人堅持著。

《活著》這本小說通篇充滿原諒——一切仇恨苦痛都被掩蓋於「道德」之下，比方福貴的兒子有慶是因為醫院要救縣長的妻子而活活被抽乾血，福貴和妻子家珍明明為此恨透了，卻在知道縣長是福貴被國民黨抓去時的同袍而選擇寬容。

這樣的轉折太淡薄，虛弱得讓人莫名其妙。就如同中國青年抗議西方國家抵制奧運的說法一樣。從沒有人質疑，國家最基本的因子是「人」、接著是「家」，為什麼我們從小卻要被教著唱「沒有國，哪裡會有家」？

「愛國」兩個字於是這麼輕易且無須被辯證，而自然成為一種道德——至高無上的那種；也因著這種教育，漸漸衍生出唯有壓抑、犧牲、為他人著想，才叫「講道德」的鐵律。於是，道德成為純然的利他主義。然而究竟什麼是利他？

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發布「抵制奧運是荒謬的」聲明中指出：「體育促進了中國與世界、世界與中國的相互理解。最近成功舉行的三項世界錦標賽是奧運會賽前的測試，全世界數十億觀眾和北京數百萬觀眾觀看的奧運會是通過體育鼓勵中國發展和促進積極措施的最佳手段。」

這樣的說法便隱含著「利他主義等於利己」的概念，並且將進一步把贊成與抵制奧運輕而易舉劃分成為能以三段式論證解釋的簡單議題。也就是，對中國來說，因為現階段勢必與國際接軌，而體育是最好的選擇，因此抵制奧運是絕對錯誤的。簡言之，不抵制奧運將使中國人因無形或有形對他人造成利益上的獲得，目前不過是做順水人情給他人而達到自我所想要的目的。

然而面對這樣的說法，或許應該提醒自己「合乎邏輯者，未必為真」，並記起英國詩人約翰．但恩說的：「莫問鐘聲為誰而響，不是別人，正是為你。」

時報出版的《EQ》中，以「同理心」貫穿全書，透過許多例子詮釋為什麼會有像德雷莎修女這樣的人甘願犧牲奉獻，並點出自私與無私並非敵對概念。確實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很多事的作為都先以利益為考量，利他，似乎僅為了利己。但利他主義若缺乏同理心，則將難有清楚的界線，演變到最後，便是赫胥黎筆下的《再訪美麗新世界》。

現下中國的群起激奮，不正是換了方式地走向過度組織化的狀況？

利他主義被無限上綱、簡化，讓奧運、胡佳、天安門事件、上訪村這些與中國地區其他人民如此近身的議題變得遙遠，同時也使約翰．但恩詩中那句「你」，也就是「活著」這件事最重要的主體，因而悄然消失。

然而胡佳與其他少數中國人仍清醒著。胡佳撐著虛弱的身子拿著攝影機奪回一點詮釋與發言權，而其他人為他剪輯並將片子散布；葉國柱明明是冤判，卻仍挺直腰桿對審判長說：「審判長先生您的話我都聽清楚了，但您還沒有讓我做最後的陳述，這是你們的違法行為。你們就是流氓政府，你們就是流氓。」他們都試圖走出道德認識的誤區：把自己當成跟別人一樣重要的人。

這些在中國被以奧運為名打壓著的人權鬥士，正是體現著余華講述的「絕望的不存在」。但卻不同於福貴，有意識地抗拒著，實踐人之所以有別於動物，是由於除了非理性情感之外，更多了對科學的探究、對精密的堅持，以及對一切事物批判並勇於承認更改的理性精神——在十八世紀啟蒙時代，對於身為一個人所需有的「人格」的最小要求。

理性之所以值得推崇，則源於一切理性都發基於情感——對人的關懷，因為有關懷才需要介定一套普世概念使其盡善盡美。然而怕的是，在缺乏辯證及潮湧而來的迷思下，這微小而基本的概念就要被抹殺了。

張愛玲說：「多數的年輕人愛中國而不知道他們所愛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無條件的愛是可欽佩的——唯一的危險就是：遲早理想要撞著了現實。」如果同理心消失了，撞著現實的中國人，你們將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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