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于諄

我想回應李立偉所撰之〈選舉，是切身的生存問題〉一文。我不是要反對他或同意他，而是想表達那種把地方政治人物簡化成「不外乎就是錢財與權力的算計」，實在是很老梗了。而且這樣的簡化，把投他們票的人置於何地呢？都是一群愚夫愚婦嗎？

在作者的眼裡，地方政治人物做的就是「跑遍地方上的婚喪喜慶，總是能夠適時的露出幸福的笑容或者哀戚的表情」，以及「包工程、經營賭博電玩、販賣原住民少女」等等的事情，我並非要說，這些事情「沒有錯」，我要說的是，這些事情不只是「錢財與權力的算計」而已。

上次的里長選舉，我阿媽要我投舊里長一票，因為舊里長都會親自把老人年金送到家裡來給她，遇到她的時候，也會問問她好不好，我阿媽說，舊里長「對老人很照顧」。

我聽到這話是慚愧的，我想里長伯對我阿媽付出的關心，要比我多很多。

德國人嘲諷知識份子說——「全部為著人民，但不跟人民在一起」。然而就像這篇文章的作者說的，「政治其實應該是追求人民共同福祉的公益事業」。但是，什麼叫做「人民共同福祉」？是誰在定義？並且如此的定義發揮了什麼作用？

比如「包工程」這種事，牽涉的不只是「地方政治人物」的荷包，還關乎鄉裡頭許多低收入勞動家庭的生計，他們一整年的收入，可能就仰賴今年有沒有一件工程可以做，小包商或許可以拿到三十萬，小工或許十萬，就靠這要過一年。對這些人來說，實地關心過，或付出努力去協助過他們的人，會比一些都市裡頭的「知識份子」，恐怕要更符合所謂「關心人民共同福祉」的人。

其實我對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抱以同情的。他離開他的家鄉很久了，就跟我們大多數的人所要追求的一樣，為著「更好的機會」離鄉，硬生生地跟孕育著自己的文化與土地撕裂，那是很憂傷的經驗，也埋下了我們對「清淨家園」的鄉愁，有些學者把這樣的撕裂叫做「現代化的追求」。

「現代化」追求「理性」，追求「效率」、「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等等。追求這些不好嗎？

還是一樣的問題，什麼是「理性」、「效率」、「自由民主」與「公平正義」？是誰在定義的？並且如此的定義發揮了什麼作用？

許多的學者發現，今日大家所追求的「現代化」，是一種以西方的、白人的、男性的觀點所出發的價值。然而這樣的價值被當作是一種「普世性」的價值，推展到全世界，並且貶抑不同於他們的價值，透過這個過程繼續鞏固著他們既有的權力與利益。

「現代化」還有一個層面是「個人主義」式的，也就是崇尚「個人的努力」。比如相信「今天我的成功，是我個人努力的成果；一些失敗者，就是他們個人不努力、自甘墮落」。這種「信仰」完全忽略了每個人所擁有的社會條件是不同的，並且也忽略了沒有一個人，是孤立存在在這個世上，社會運作的根本機制是合作。

在大家一股腦的信仰「現代化」價值，以為自己「努力」，有一天也可以過著「現代化」的生活，結果恰好相反，在美國可以過著「一房、兩車、一對子女、一條狗與擁有醫療保險」的「美國夢生活」的美國人，是少數中的少數。資源與財富不斷地被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有錢的人愈來愈有錢、窮的人愈來愈窮。

當代對現代化批評最力的，反倒是西方世界的社會學者，並對「理性」、「效率」、「自由民主」與「公平正義」等，賦予新的解讀與新的定義，比如以「實踐理性」對比於「工具理性」、以「關懷倫理」對比於「正義倫理」等等。

或許這也是我們對地方政治與地方政治人物重新解讀與重新定義的時刻。去思索原來的解讀方式，有沒有可能陷入了一種二元對立的思考，將「地方政治人物」做一種劃分與歸類，並在這樣的劃分與歸類當中，賦予「地方政治人物」一種「暗黑形象」，恨不得除之而後快，而忽略了「地方政治人物」與人民的關係？以及地方人民的關切與需求？以及這樣的劃分有沒有可能是以一種「菁英的」、「有智之士」的心態，把自己所認為的，「政治應該是如何」的意識型態，強加在他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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