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朝唐

樂生療養院的議題，從2004年2月一群醫學生舉辦一場青年樂生營隊起，至今剛好滿三年。這三年裡面，透過身邊一些參與朋友的告知及帶領，自己總是斷斷續續地聽到樂生的消息，或者一兩次得以隨朋友進去拜訪樂生的居民。搶救樂生的力量，從好幾個方向灌注進來，有口述歷史的團隊訪談、有以樂生為題的論文研究、有文史學者的古蹟考察、有從人權出發的立院陳情、有公衛醫療學界的師生連署、甚至尋求國際團體的聲援，晚近一年多來，樂生不但內部產生出自救會團體，運動的形式也益加豐富，包括於那卡西等樂團支持下在樂生裡頭舉辦音樂會、以及後來的劇團演出、甚至同時也有好幾部樂生的影像紀錄先後開拍，跨海對日的法律官司也獲得重大勝利。在一片舉國關注、甚至也有好幾個替代方案出爐的情勢下，政府拆遷的立場依舊不為所動，一連三年的努力、其間好幾波的遊行似乎沒能撼動什麼，「3月13日樂生療養院限期搬遷！」政府終於發出最後通牒。

事實上，反對政府拆遷樂生療養院，似乎不需要太多複雜的原因，如果大家曾經看過〈樂生搬遷模擬短片 上、下〉，你就會知道，樂生院的老爺爺老奶奶們，正在被送往怎樣一個不適合居住的地方，所以，問題幾乎可以簡單到，如果你認為這些居民跟你我一樣有人權，你會希望他們受到怎樣的對待？或者，更簡單一點，如果這些人是你的親朋好友、你的爺爺奶奶，你會怎麼看待這件事？我相信這些提問，必然會受到來自「政府應該是為多數人謀最大福利」的聲聲撻伐，然而，如果我們不是這麼置身事外，我們會怎麼決定樂生院的未來？相反地，如果這件事某種程度跟我們是不太相關，我們又憑什麼大言不慚高談居民應該如何如何處置比較好？

有人會說，你這樣想太簡單了。

我承認，這種選邊站的邏輯的確太過簡單，事實上，樂生院的問題可以非常複雜，只不過，這個複雜無比的情況卻尚未發生。試想，如果今天政府不是這麼暴力、這麼野蠻、這麼落後，而是採取謹慎而現代的方式，仔細評估規劃樂生捷運共構的可能，甚至完全符合樂生聯盟的要求，不但原始空間保存90%以上，同時大幅提昇樂生院的居住設備水平，包括買更高級的代步車、由捷運局出錢請看護照顧這些居民等，卻，仍有居民反對變更，而希望在他們有生之年，樂生能完全以當下情況繼續保存，我們又該怎麼面對這件事呢？

或有人說，你不要胡思亂想，怎麼可能有這種事？

大家還記得馬告國家公園的議題嗎？1998年，有環保人士發現退輔會利用整理棲蘭山枯立倒木為由，砍伐生立檜木，民間各路保育團體於是發起「全國搶救棲蘭檜木林聯盟」，這個運動彼此對壘的兩大陣營，是以退輔會及若干森林學者為首的「伐木派」，與環保人士陳玉峰等人為首的「保存派」。這是運動初期，選項很簡單。兩年後，由於民間環保人士持續不懈地努力以及陳水扁總統的第一次勝選，棲蘭檜木林在2000年終於取得政府承諾，將全面朝「馬告國家公園」的方向推展。到此為止，馬告的運動不能不說是取得階段性的重大勝利。然而，也在政府承諾將朝國家公園方向規劃的同時，原本立場與保存派相同的泰雅族原住民，卻反而站出來反對漢人設立國家公園，稱是枉顧他們的傳統文化與生存權利，這個聲音，也促使環保人士反省長期以來的國家公園體系，並試圖規劃出一個「與原住民共管」的國家公園。然而，這個看似美好的計畫，後來卻仍舊得不到在地原住民及原運人士的信任，2002年夏天，原運人士發起的「誓死反馬告」運動得到支持，緊接著2003年，馬告公園籌備處的預算在立法院遭到凍結，並且附帶決議國家公園法修法通過、週遭自然資源重新調查、以及與部落充分溝通之後始得動支。

樂生與馬告這兩個運動的相同之處，在於他們都涉及到「少數住民」的文化歷史問題。如果我們以馬告的運動階段為座標，可見的是，直接與新莊百萬群眾交通權益起衝突、直接跟政府及周邊企業鉅額成本利益交關的樂生療養院，在來不及邁向階段性勝利之前，便幾乎被迫夭折。不同的是，棲蘭山最初階段不斷流失的，是寶貴的檜木，而樂生院持續也即將受到落後的暴力對待的，是有思想有感覺活生生而脆弱的居民。如果說，我們持續毀掉檜木林，如同我們為求眼前的幸福而大量地破壞地球生態，是因為某種當下的愚昧無知，無知尚可原諒，那麼，當我們行使集體暴力，強迫數十名老人居民搬入牢籠般的醫院大樓，我們又是如何自我消解？在看過種種舉證歷歷的資料及院民心聲之後，如何可能自圓其說，說這是為大家好也是為他們好？

因此，基於上述，我以為當前的反對樂生拆遷運動，根本來說一點都不複雜，我們需要的，是長期而多樣地身心對抗，以及教導一群狗試著以人的方式思考的耐心（註：俗話說，專家都是訓練有素的狗）。

然而，樂生，或說下一個樂生，終究也必然要面對馬告後一個階段所面臨的問題，那就是「少數住民說不」，而且是難以理解地說不。我們可以想見，若干年後，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們的政府終於大而有為，從未開發國家堂堂正正地邁向已開發、現代化國家，這時，所有人類能說出、能想要的需求，都可能以某種方式被滿足，或者，都被承諾朝向滿足的方向發展，這時，身為少數人，究竟有沒有說不的權利？他們會如何說不？居於優勢的多數人，又如何面對少數人的說不？

在這個部分，馬告被迫走得比樂生更遠。我相信所有參與馬告運動的環保人士，他們絕對不是以一種應付的心態在提出「與原住民共管的國家公園」，原住民反對的核心，某種程度不在於環保人士有沒有誠意、能不能明確承諾、或者共管計畫夠不夠完善，而在於，僅僅就住的層次而言，身為一個個住民，與當下的時空物質條件之間，似乎有著一種模糊隱晦卻又十分重要的關係，這個關係用話語說不清楚，但從整體感覺上卻非常鮮明。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家附近的某個古老建築，像是常去的廟、教堂，一夕之間被拆了而蓋了非常新潮現代的建築，你或許會有些失落、惆悵、怪怪的，但是卻說不出來有什麼不好，進步不好嗎？更何況，這個建築不是你的，在當代法律制度下似乎你也無權過問。在這個常見的例子裡，住民之於周遭環境，顯然可以有一種很清楚的區分，也就是我們理性所思考的「空間」（space）與我們實際所生活的「地方」（place）。以理性的角度觀看，各種「空間」不過是一座座建築、有各種功能、提供我們擋風避雨、居住營業，因此，它應該不斷地進化；然而，從實際生活的角度思考，所謂的「地方」，並不只是一棟棟物理建築而已，在我們可見的物理空間之上，交纏了各種經驗、理解、詮釋、意義、關係，這些東西不見得能夠清楚表達出來，卻非常實在地形構出我們生活穩定的基礎，牽一髮可能動全身。就好比我們去提款機提款只是一個小動作，但其背後卻有無數的金融、人員、法律、保全等條件的交錯配合，任一個環節出狀況都可能讓我們提款失敗，然而這些複雜環節我們當下卻看不見。

因此，當政府或進步學者企圖提出一種屬於理性未來的美好空間藍圖時，當地住民卻深受可預期的劇烈變動所震撼，因為有太多東西黏著於人與地方之間，理性對於空間的規劃調整，必然同時附帶對於生活地方的暴力摧毀，這個摧毀不只是物理的，更是關於人的存在的。摧毀人據以存在的地方，其感受接近於一刀刀凌遲，因此，少數住民說不，在個人層次所吶喊的，其實是指向「地方」許多不可見的意義結構，非物理的、人文的、存在的。

然而，或有人說，即便如此，樂生住民、馬告原住民的生活結構跟我又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似乎有兩個層次，第一個是，如果把樂生馬告視作兩個單一事件，我們所持的「立場」態度為何？第二個是，將這兩者（少數住民說不）當成一個問題來思考，它們在我們所處的當代社會，又揭示出怎樣的隱微「意義」？就前者而言，我們可能因為各種身份不同、利益考量，而分屬不同的位置，有不想搬遷的住民、有期盼正義的支持者、也有被搞得很煩的新莊市民，而更多數的人，是完全置身事外、無所謂的。但就第二個層次而言，單一事件所指向的，卻很可能是整體文化社會的系統問題，我們就置身其中，有一天也許將莫名其妙地變成被害人或加害人。從這角度來說，日本的南京大屠殺、納粹屠殺猶太人，當然也可以將之視作單一事件，在立場上表達出不齒，在想像上慶幸自己不是其中的主角，然而，除了天真地控訴殺人者殘暴無良之外，我們不得不懷疑，前人所留下的巨大文化歷史知識制度遺產，裡頭是否正銘刻著殘暴及恐怖的環節，而在某些適宜條件下，我們不見得能覺察，卻自然地成為被害人、加害人或共謀，而旁觀的所有其他人依舊無所謂。換言之，所謂的「少數住民說不」絕非只是涉及個人的問題（不同立場、溝通不良），當我們利用暴力說服／強迫少數住民就範，系統性的問題並不會因此而消失，它只是隱沒進入背景裡頭，當條件符合便再次現身。

因此，「少數住民說不」，一方面，它企圖指出的是在地生活所看不見的複雜意義結構，這是「住」的真正意涵，另一方面，它也在當前社會文化知識制度的建置中，嘗試指向系統的問題所在，這是「不」的抵抗意義。

然而，所謂面對系統的抵抗，具體的內容／技術又是什麼？

發現問題，設法解決，幾乎是一個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然而，發現問題有這麼簡單嗎？尤其當問題並非出在設計有規律可循的機具器械上，而是從活生生的人上頭被察覺出來時，那絕非以一種「我的問題有以下五點……」的清楚方式顯現，反而最常是以一種怪異而模糊的方式被感受到。某種程度，我同意「誓死反馬告」這樣的口號，充滿了媒體及政治效益的考量，但這麼說的意思，並非是要斥責運動人士操弄群眾，相反地，它而是應該讓我們去進一步想到「少數住民說不」的困難。困難之處在於，它們可能不願意接受當下的變動安排，卻缺乏一套合理且合法的語言來跟別人說明。缺乏合理性的意思是說，可能他自己都不清楚為什麼這麼不願意接受，那個感覺還很粗糙、不明確，但可能整個部落、社群都有類似的感受；缺乏合法性的意思是說，即便這個感覺能被表達出來，它在當前社會的既定思維中，還無法得到理解及認同，在所有運動初期，都必然面臨這樣的困難，像是人權運動、環保運動、性別運動……。

向社會取得合法性，必然是許多運動的具體目標，在樂生及馬告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見「捷運共構」及「國家公園」的訴求逐步被明確化。然而，與此同時，以感覺為基礎的合理性的地位又在何處呢？當然，首先它必然是位於運動的起始。所有的運動的肇始，都不是一種理性的思維與推理，它而是起因於一種具體感受，不管是當地住民所表達的原始感受，或是外來者浸潤於這個地方所體會的感受，這個感受雖然很具體，但也必然很模糊、很難形容，人們很快就會給它一個名字，或許是「同情」或許是「憤怒」，以便使它川流不息的情況得以稍稍穩定，然後，跨過這個非常基礎的情感，人們才可能做出一些行動，或許是文字的、或許是言說的、或許是抗爭的、也或許只是私自反省的，不管是哪一種，基本上都已經進入理性的範圍，它所訴諸的是合法性的建立。那麼，這是否代表原先合理性的感覺已經完全功成身退了呢？恰恰相反，它而是變成了一種「幽靈」。使用幽靈一詞並非危言聳聽，由於我們的理性思考僅僅指向具體行動，但是我們每一次進出運動現場、每一次觸及運動議題，卻必然同時豐富對其的經驗、想像、意義、感覺等諸種結構，可以被理解被說出來的部分，必然就在當下同時修正了運動的目標、策略及細節，而無法被說出的，並不會消失，它而是縈繞在活動的之前、之後、之上或之下，變成幽靈，讓我們的每個決定似乎都過猶不及，每次下決定的動作都越來越沈重。

於是，「少數住民說不」在對系統的抵抗姿態上，並不一定是一句簡單的結論或口號，也不見得需要被口頭說出來（因而不是一種溝通的問題），它而是一種滯後或超前，不管對於運動現場的正或反任一方來說。它是滯後的，因為理性總是走得太快，當馬告已然堂堂進入國家公園的階段性勝利之際，環境保存與原住民（人）的複雜關係正在背後吶喊，逼迫得馬告運動不得不停下腳步。它是超前的，因為理性必然總是走得不夠，當樂生議題迫在眉梢，正反雙方已經要決一死戰（應該說弱勢者快被剷平）之際，樂生住民的話語、進出樂生的反省思考裡頭，早已有個幽靈在更前方盤旋，預示樂生的運動不可能只停在這邊（保存下來）。

因此，「少數住民說不」勢必面臨雙重困難。樂生當前面臨的，是合法性的取得，也就是如何在社會中爭取制度保障，這是第一重。然而，真正運動的核心或說基礎，卻在原初的合理性耙梳，也就是馬告目前面臨的，如果不是採取暴力手段，又該如何去看待、處理、描繪這「少數住民說不」呢？這是第二重。換言之，運動的核心必然要處理這樣一種幽靈，它隨時盤旋於現實之外，痛苦地掙扎、翻攪，渴望能有語言去道說它，使之得以在現實世界現身，卻總是無法得償所願。因而，回應這樣一種幽靈的渴望，它本身必然是批判的、創造的、語言的、同時也是倫理的。

註：

本文為中山哲學所《現代性專論：技術、時間、身體》96/03/15課後心得，該堂課龔老師以樂生為題進行討論。

本文對於馬告的資料整理，主要參考林益仁老師文章〈「自然」的文化建構：爭議馬告國家公園預定地的「森林」〉 。林益仁老師曾於95/04/24，受生活與哲學讀書會之邀，於高醫與讀書會成員討論馬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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