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治平 (2002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會長)

高挺的身材與一頭蓋頸的灰髮，粗布夾克與一件褪色的打鐵褲；塞滿書籍講義的旅行袋，和一捲講解台灣民族主義的掛圖；孜孜不倦地講述台灣革命的遠景；像是苦行的傳道者，卻是歷經風浪的革命家；在烽火連天的戰亂中驗證社會主義的理想，從反抗強權的鬥爭中體認台灣民族的自我。這是史明先生留給許多海外台灣人的印象，他一生傳奇的經歷與永不妥協的毅力，也一直吸引著熱情理想的青年學生。

史明，本名施朝暉，出身台北士林的大家族，童年在日本殖民政策的欺壓下成長，目睹台灣人遭受欺侮，而種下反對強權殖民的意識。1937年赴日，就讀政治科，並特別選擇研究帝國主義之殖民政策。由於當時主張殖民地解放者多為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他也因此深受影響而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

大學畢業後，史明抱著世界革命的理想，橫渡上海，投身抗日，並選擇加入頃向社會主義的中共部隊。他先被接到太行山一帶加入劉伯承的部隊 〈鄧小平是部隊政委〉，因深通日語，受中共重視，所以受訓兩個月後，便被派到上海和北京之間從事敵後情報工作。他和一位女同志喬裝夫妻，為了避免懷孕而妨礙工作，他自願接受「結紮」手術，因而一生無法生子育女。

——《遇合》序言

作者：范雲（蒲公英寫作班第二期計畫主持人）

女性主義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 Virginia Wolf）曾說：「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祖國；作為一個女人，我不需要祖國；作為一個女人，我的祖國是全世界。」───這些豪氣干雲的字句，曾經震撼了全世界許多渴望被解放的女性。然而，對於在家國歷史夾縫中掙扎的第三世界女性而言，許多人經歷唇亡齒寒的國仇家恨猶然仍在身體的集體記憶中，吳爾芙「不要祖國」的言論，似乎是一種近乎奢侈的基進主義。

不要祖國，也許基進，但它也提醒了我們，所有關於國家的歷史，似乎都是非常男性。戰爭打造了國家意識，塑造了神聖的「大」歷史，在戰爭的威脅摧毀中，沒有國，哪有家。也因此，歷史往往只記錄了被徵召的男性，卻忽略或邊緣化默默維持家庭，跟隨著顛沛流離、或苦守家園等不到團員的女性。

活在帝國夾縫中的台灣女性，似乎沒有權利高喊「不要國家」。只是面對外部戰爭的威脅，面對內部的族群與政治對立，台灣女性是否有任何重構與反思的空間？也許女性主義對於國族動員的反省，提供了我們一個可能的鑰匙───我們有無可能從女人的立場出發，重新耙梳國與家的歷史？如果我們能尋回大歷史中失落的女性聲音，也許我們得以看穿國與家的關係是如何性別化地刻劃著我們個人的生命經驗，也許我們得以重新找回定義國家的權力。

作者：卡造．達牧（阿美族，花蓮奇美部落Laolac階級）

最近部落發生了一個大震動，因為Komolis(捕魚祭)快到了，從六月中開始，年齡階級的青年已經緊鑼密鼓的展開捕魚祭的準備工作，有一個年輕人的媽媽以孩子必須暑修為由，要求年輕人不能找她的孩子回去參加捕魚祭以及相關準備工作，否則她就要告年輕人，訴諸法律行動。

參與年齡階級的青年越來越少，這已經是個老問題(尤其是最近這十年來)，這位要暑修的大學生在他的階級裡算是個還不錯的青年，比他更差根本從小就不參與年齡階級訓練的人多得是。但是他的媽媽這次的確失言，也許她是太過護子心切，也許是教育觀念的偏差，但是這種揚言以國家法律來打擊自己部落文化，以及以一種衝撞的方式來對抗年齡階級的訓練規範，我相信對她自己也是充滿內心交戰與矛盾掙扎，以致於完全沒有辦法去思考這樣的行為對年齡階級組織的不尊重，以及這樣的教育對她的孩子的影響是什麼？

作者：林木材

關於眷村，關於外省族群，我所看過印象最深刻的紀錄片，是全景傳播基金會1996年所拍攝的《陳才根的鄰居們》。他們前進台北市南京東路與林森北路交接處的14、15號公園，趕在政府的違章拆遷計畫執行之前，記錄下了七位外省伯伯，在台灣落地但沒有生根的故事。

我還清晰地記得片中的主角們，特別是當他們談起自己將要回到中國家鄉去探望親友的表情。忐忑的心情寫在皺皺的臉上，既複雜又惆悵，在一眉一笑之間，總是含括著無限感概，以及夾雜著那種對於家人、對於國家難以言說又無以名狀的感情。這樣的記憶，迫使我在看完「榮光眷影」的學員作品之後，瞬間做出了連結。

而在這次「榮光眷影」的紀錄片培訓計畫裡，學員們雖清一色拍攝著與省籍族群相關的故事，但卻因身份不同，切入的角度不同（處理手法都類似），使得影片有著各自的特色與驚喜。

作者：拉互依 倚岕（Lahuy Icyeh）

那棵風倒櫸木，後來為Smangus（司馬庫斯）三位泰雅族原住民惹來官司的倒木，其實有它自己的歷史：
　　
一九八一年，台灣林務局把Mrqwang（馬里光群）祖先種的竹子賣給商人，而在這同時，為了使竹子生長的範圍變大，官商勾結的情形很嚴重，商人為了便於搬運竹子，胡亂濫行開發道路，破壞山林原本的生態環境，導致現今聯絡司馬庫斯的道路7k處，地基下陷5m~7m。因為他們這樣砍伐竹子，這棵櫸木生長的土基，沒有辦法承受大雨沖刷，在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泰利颱風過境時，大樹連同土石崩落，下滑到道路旁。

泰利颱風導致司馬庫斯唯一聯外道路崩塌，族人自行清理，並將風倒櫸木置於路邊，二○○五年十月，也就是一個月後，林務人員偷偷地將櫸木砍成數段運走。司馬庫斯三位青年經部落議會集體議決，委託他們運走剩下的樹頭，是要為了美化部落做雕刻之用，卻被國家檢舉為「竊盜」國有森林主產物。

—《台語文運動訪談暨史料彙編》序言

作者：呂美親

　　　若文字不會直接記號言語，便不得配稱忠實了。
–郭秋生〈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1931

台灣話文提倡者之一郭秋生前輩的許多話語，常不時在我思索母語問題時的耳邊迴盪。這段「若文字不會直接記號言語，便不得配稱忠實了」，其實放在更寬廣的生命課題、甚至只是私密的情感交換，都很適宜。因為，我們且要常常自問：「咱對家己敢有老實？」、「我們對自己誠實嗎？」
　　
「忠實」，則更有順從本質的義務性存在。就怕我們在本質被改變的過程裡，逐漸少了（使用母語）和自己「對話」的勇氣，然後終如愛爾蘭詩人奧登（W. H. Auden）所言：「語言腐化時，人們對所聽到的會失去信心，這就會導致暴力。」是的，我們更是如此極端地對自己的語言，以及四周媒體強灌予我們的消息視聽，都缺乏信心，於是微型及無形的暴力四起，倒是我們變得麻痺而無感無覺。追根究底，在於我們越來越少忠實地面對自己。
　　
語言問題當然可大可小，而殖民地的語言問題，明明很大，卻往往被視而不見。姑且不論這個號稱民主社會的不正常國家，是否還存在著對語言的歧見，但一個語言卻無正當性、自然而然的文字書寫，使得文化內涵走向空泛、民族特質逐漸低落而消弭，則絕非三言兩語得以交代。的確，歷來的統治者與所謂本土政權，都難以給殖民地的人們一個正義而公允的解釋，以及改善之道。
　　
思索語言困境，從有意識地重新找尋、學習母語，進而以實踐生命的態度來從事這個抽象而惱人的課題，誠然要經常與苦悶為伍的。幸好，這樣的人雖然少，總有幾個聚落性的象徵存在，得以相互排解；雖其中焦慮與燥鬱的氛圍，也常令人不禁屏息。　
　　
參與這個訪談工作，對我來說是個意外，卻也不是偶發事件。

作者：winddriver

台灣在進步。我看到台灣的政治在媒體的金光舞台下仍能穩步的前進，是一件可貴的事。

怎麼說呢？我從蔡英文的部落格「小英的故事」裡，看到她轉載歐巴馬（Barack Obama）的演講。我於是看了這整個長達40分鐘的演講。這個演講貼在Youtube上，有中文字幕，有興趣的人不妨一試。

歐巴馬的這個演講，清楚的陳述了他對種族議題的理解與看法，以及他面對族群問題的作法。我看完了之後，覺得很感動。我可以感受到其深刻的「同情理解」。基於同情理解，而非偏見或成見，才方便理解了族群分野的基礎。有了這種理解，我們才能更進一步去談怎麼處理，或者更恰當的說，怎麼超越。

─2007年4月7日鄭南榕紀錄片放映暨座談會─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吳叡人教授
（臺灣大學中文系三年級　王聖芬整理座談逐字稿，吳叡人修訂）

林世煜兄提到他跟南榕是「同期之櫻」，什麼是同期之櫻？這是一描寫首日本神風特攻隊軍歌的名字。這首歌中，借用櫻花的短暫綻放，創造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死亡美學。看過日本人所說的「櫻吹雪」嗎？櫻花飄落像下雪一般，非常美麗。戰前，同一期進入空軍學校受訓、一起開飛機的這些神風特攻隊員，他們彼此之間就互稱為同期之櫻。世煜兄用「同期之櫻」來比喻是有道理的，他們不是即將敗北的日本帝國，他是要說鄭南榕的獻身。台灣的「同期之櫻」裡分成兩種人，一種是鄭南榕，一種是像林世煜及邱晃泉律師。在這裏，透過修辭學的轉喻，讓我們把同期之櫻從神風特攻隊的意象中拉出，放進臺灣的民族民主運動裡，思考何謂獻身？我們會發現，有一種獻身是極為短暫的、猛烈的，讓人民去覺醒、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說鄭南榕；另一種獻身，則是剛剛講的，為了恢復誠信──被獨裁者所破壞的人性、那些滲入靈魂骨血的不正義，必須被清除──為此必須留下生命與軀體，去做清道夫，告訴我們獨裁者做了哪些事情。比如說林世煜、邱晃泉律師在轉型正義與人權運動的努力。

1983年，我當臺大的代聯會主席。那時臺大青年雜誌改版，改得像自由時代雜誌，以月刊發行。那期的改版發刊詞裡我寫了一句話：「在這個時代，懷抱理想，彷彿是一件令人羞恥的事情」。民主化後二十年的今天，我們面對青年仍有同樣感覺；經過二十年，像尼采說「永劫回歸」，我們回到這個世代。同學告訴我，現在最進步的姿態，是對於堅持自由民主的嘲笑。

難道二十年來追求自由民主只是一場空？難道我們還沒有民主與自由？突然之間，我有一個感覺：其實我們根本還沒解放！不過，或許我們仍然應該懷抱希望，因為今天竟然有這麼多青年來紀念鄭南榕──一個自焚、與這世代完全不協調的人。會場裡人這麼多，真是讓人嚇一跳啊！

我對各位感到好奇，就像我對鄭南榕感到好奇。因為我背負了和他相同的東西，我們這代無可避免更無法逃脫的東西。在這裡和大家談鄭南榕，談談他到底為我們做了什麼？為我們留下什麼？說不定，這樣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與答案，關於希望和人性的答案。我今天在這裡拒絕販賣希望，相反的，我想向各位請教希望在哪裡？我想向各位分享我的感受與思考，讓我們分成兩點來討論鄭南榕。

作者：吳易澄

奧運八搶三資格賽告一段落了，「中華隊」以第三名之姿搶下北京奧運門票，這次洪一中教練的調度，幾位熟悉的資深國手帶動的攻勢，以及年輕小將的突出表現，都讓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曾經落入低潮的張誌家在面對韓國打者六局的無失分表現，更令人感到無限振奮。這幾天來，上班時同事們每每提及前一晚的棒球賽事，那種七嘴八舌同聲一氣的氛圍，也算是在繁忙的工作中的潤滑油與強心劑。對加拿大的那天我還特地留在辦公室把比賽看完，同事當時感慨的說，也只有這個時候，全國是不分藍綠的……

「也只有這個時候，全國是不分藍綠的……」這句話在我腦裡迴盪許久，尤其是球賽轉播每局中間偶爾仍穿插著總統大選的廣告，或是轉往別台時仍看見持續發燒的選舉衝突與零碎的大選新聞，我突然無法分辨沈浸在「安打安打全壘打」的吶喊聲中，究竟一種團結，還是逃避？而當球迷高舉夾雜著各樣鄙視對手的諧音標語，乍看是種幽默，想來卻是有失禮儀。不同的是，這次的對手國家裡，沒有出現在歷史教育中曾經出現的「敵國」，但球迷們一定不會忘記，好幾次面對荷蘭，我們有鄭成功的畫像坐鎮，面對日本，看台上也少不了蔣介石的遺照。這似乎意味著，我們的歷史教育的反省仍不夠徹底，也同時集體認同的目的也被曲解了。

這次，我看完八搶三的與南非之戰後，又隨即在公共電視看了一部紀錄片叫做〈不可能的足球賽〉（丹麥導演阿諾德（Arnold T. Krøigaard）執導），內容是描寫一群喜愛足球而又希望可以代表西藏到國外比賽的西藏青年的故事。故事起因於西藏由於受中國打壓的關係，被世界足協（FIFA）拒於門外；丹麥足球教練邁克因此主動聯繫位於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後來成為西藏足球代表隊的教練。訓練過程中，流亡印度的足球隊經理為出國比賽的簽證奔忙，熱愛足球的西藏青年在邁克教練的嚴格訓練下，逐漸形成一支有隊形的球隊，然而他們時時刻刻也不忘記傳統的信仰，在練習之餘與比賽之前，用整齊、低沉的念經祈福。他們努力練習的目的是前往一個同樣追求成為獨立國家的格陵蘭，去踢一場國際友誼賽。賽前西藏隊員們為格陵蘭球員披掛白色哈達，比賽中雙方全力以赴，而場邊五千觀眾熱情地舞動著西藏的雪山獅子國旗，他們不分敵我，而全力為著這兩個追求自由與尊嚴的足球隊加油打氣。後來西藏隊輸球，但他們最在乎的卻不是輸贏，而是他們終於能夠以他們想要的身份來到他們要去的地方比賽。他們關心自己身份的尊嚴，早已超過對球隊的勝負。

作者：趙淑俠（歐華作協創始會長）

當「此時此刻我不在」在美國世界日報發表時，忍不住斷斷續續地每天追着看，一反我向不閱讀副刊上連載小說的習慣。始因作者顏敏如為歐洲華文作協的會員，而我與歐華關係密切，在感情上就受吸引。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這小說內容豐富緊湊，可讀性高，一看便難撒手。閱讀過程中，我看到了作者潛伏的才華，直覺地感到，顏敏如有條件成為未來的大小說家。

全書只有十萬餘字，應算短結構的長篇小說，但伸展的時間和空間甚遠闊，從1927至1968，跨越東西兩個世界。事件輪番穿插在台北、香港、倫敦及蘇黎世四個大城。以幾方面相關事件的連結，帶出特定的時空背景。四十年的滄桑歲月濃縮在十萬字裡，佈局必然要費番心思。這一點正可看出作者經營長篇小說的能力和氣勢。她刻意避免傳統的平舖直述，白描或大段形容。運用跳接方式，讓情節穿插飛躍，極收簡潔有力之效。語言方面，採取台語國語並用，靈活而跌宕生姿。明的一面是增強了美學效果，隱藏在背後的，是作者善意的用心良苦。充分表現出巧思和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