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Orbis

我經常想起十年前的野台開唱，在剛蓋好的大安森林公園，那時候公園還光禿禿的，樹很不茂盛，太陽大的熱翻天，機車還可隨意停在公園外圍，觀眾大多攤坐在台前的板凳上，很不集中，散落各角，台上的佈置很陽春，就是一般學生社團舉辦成果發表那樣的手寫布條，我連去了兩天但到底看了誰表演現在卻都想不起來，只記得表演者跟主持人都自己很嗨，像是在狂洩什麼。

那時候的我們，還曾經有過地下電台，還沒被污名化的語彙，在地下電台主持節目本身就是一件很酷的事，也是一件”進步”的事，不但許多人都在各地下電台開設節目，還曾有人搞了個整天播搖滾樂的地下電台叫「大樹下」，總是在聽到自己也有的CD時感動莫名，畢竟那是個出了房門就聽不到搖滾樂的時代，還有一些節目會胡鬧的訪問當時的樂團，像是董事長，當時跟五月天、四分衛等一起發了一張唱片合輯，那音樂廠牌的名字還是「恨流行」。

十年來我從一個疏離的觀眾，慢慢的認識了一些樂手，辦了一些活動，最後進了人們口中的「獨占事業、壟斷企業、權力核心、邪惡集團」The Wall Live House，當然還有股東相關的事業像是春天吶喊，以及野台開唱，等等，等等等。

被這麼說著說著，我好像慢慢的也習慣了，接受了這樣的說法，習慣自己成為一些人反抗的對象，習慣拿「我是獨立音樂的毒瘤」或「爛商人」來說笑，這一些人往往是多年的朋友，或是曾經大力推捧的樂團。

作者：蔡雲卿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花蓮分會）

2004年7月1日，一位長期遭受家暴且罹患癌症末期的婦人前來申請法律扶助，她堅決要結束殘破而暴力的婚姻，即便眼前的她是多麼需要家人的照顧，她仍然渴望存在的尊嚴，這是法律扶助基金會花蓮分會揭牌服務的第一個扶助案件。

2004 年9月，有位婦人脖子上還有氣切的痕跡，聲音微弱的告訴我們，她才剛剛自殺被救起，現在她再也不要忍受家庭暴力，決心要提起離婚訴訟，希望我們可以提供法律扶助。但當我們通過扶助，而扶助律師也起訴後，這位原來堅定要離婚的婦女卻撤回離婚訴訟，然後回到先生的身邊。

類似的家暴離婚案件，每天不斷地在法扶會各地分會上演，就像一幕幕的人生劇展，充滿了戲劇張力，而我們常常會感到疑惑：遭受暴力婦女為何要再返回暴力的婚姻環境？

—《台語文運動訪談暨史料彙編》序言

作者：呂美親

　　　若文字不會直接記號言語，便不得配稱忠實了。
–郭秋生〈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1931

台灣話文提倡者之一郭秋生前輩的許多話語，常不時在我思索母語問題時的耳邊迴盪。這段「若文字不會直接記號言語，便不得配稱忠實了」，其實放在更寬廣的生命課題、甚至只是私密的情感交換，都很適宜。因為，我們且要常常自問：「咱對家己敢有老實？」、「我們對自己誠實嗎？」
　　
「忠實」，則更有順從本質的義務性存在。就怕我們在本質被改變的過程裡，逐漸少了（使用母語）和自己「對話」的勇氣，然後終如愛爾蘭詩人奧登（W. H. Auden）所言：「語言腐化時，人們對所聽到的會失去信心，這就會導致暴力。」是的，我們更是如此極端地對自己的語言，以及四周媒體強灌予我們的消息視聽，都缺乏信心，於是微型及無形的暴力四起，倒是我們變得麻痺而無感無覺。追根究底，在於我們越來越少忠實地面對自己。
　　
語言問題當然可大可小，而殖民地的語言問題，明明很大，卻往往被視而不見。姑且不論這個號稱民主社會的不正常國家，是否還存在著對語言的歧見，但一個語言卻無正當性、自然而然的文字書寫，使得文化內涵走向空泛、民族特質逐漸低落而消弭，則絕非三言兩語得以交代。的確，歷來的統治者與所謂本土政權，都難以給殖民地的人們一個正義而公允的解釋，以及改善之道。
　　
思索語言困境，從有意識地重新找尋、學習母語，進而以實踐生命的態度來從事這個抽象而惱人的課題，誠然要經常與苦悶為伍的。幸好，這樣的人雖然少，總有幾個聚落性的象徵存在，得以相互排解；雖其中焦慮與燥鬱的氛圍，也常令人不禁屏息。　
　　
參與這個訪談工作，對我來說是個意外，卻也不是偶發事件。

作者： 蔣耀賢（橋仔頭文史協會理事長）

橋仔頭文史協會於2001年承租興糖路一巷1號做為保存糖業文化的基地，如今台糖公司假整體開發之名，實則一再賤賣、破壞國有資產，卻急欲終止橋仔頭文史協會租約，頗有除卻心頭之患的幻想與痛快。其實台糖多年來負面的社會觀感不斷，豈是區區一個民間社團所能造成，實因積累之民怨已深。面對不合理的對待和不符社會公平的制度，身為國家公民樂意理性溝通，共同建構一個公開、公平、透明的制度，卻沒有理由因為必須對抗而退縮。

橋仔頭文史協會的基本立場，也是堅決立場，期待能在現有法令下合法承租使用「興糖路一巷1號」會址，然而台糖公司回覆「囿因業務需要，歉難同意」。頗令人感覺為難與錯愕，此事或需約略概述緣由，以供社會公評。

本會於2001年承租興糖路一巷1號做為「糖業文化工作室」之用，係緣於原使用空間「興糖路13號」台糖公司欲收回做為「糖之戀咖啡館」，而「興糖路13號」原為「興糖村辦公室」，屬橋頭鄉公所管轄，橋頭鄉公所於1995年借予橋仔頭文史協會使用。2001在「橋頭鄉產業再生促進會」的討論共識下，歸還給台糖公司做為咖啡館經營。此案台糖公司的投資400萬台幣，改建過程破壞建築風貌，引發學者強烈抨擊，隨後經營績效不彰，如同眾多轉投資，虛耗公帑，與民爭利，實是罄竹難書。

作者：火花去

橋仔頭糖廠方於2007年12月登錄為全台灣第五處文化景觀，看似又風光地再一次宣示橋仔頭糖廠的文化資產地位，但是隨之而來的卻是台糖公司亟欲拆除2004年初因高雄捷運建設威脅而增設的古蹟本體（包括高雄捷運橋墩下四座倉庫、高雄捷運R22A站前台糖電理髮部。）。當年文化資產審議委員耗盡心力為確保糖業文化園區的完整性而劃定古蹟。待高雄捷運完工後，台糖即陸續要求解除古蹟保護，其說服審議委員的理由是，古蹟本體的限制條件太多，不利於活化再利用，陳述時還不時流露出有心無力的神情，讓現任的文化資產審議委員頗為同情。事實的發展卻是一旦解除古蹟本體的保護，台糖公司立即去文高雄縣文化局要求拆除，高雄縣文化局則陷入無法依法強制保護，只能道德勸說的困境。

台糖要拆除的理由通常是：「無能管理，沒有再利用的計畫或經費」。正是因為台糖以此態度這樣對待文化資產，才需要文化資產保存法不是嗎？原本審議委員期待活化利用的好意卻成了台糖公司使壞的理由，文化資產因為文化資產審議委員的決議而判死，正是所謂「我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

作者：火花去

2008年5月28日高雄縣文化局針對台糖要求拆除橋仔頭糖廠文化資產召開會議，個人巧合與會，有幾點意見條列概述如下，並詳述於後：

1.高雄縣文化局基於文化資產立場，在未有充足使用目的及可行性方案前，不應允許或默許台糖拆除任何建物。
2.高雄縣文化局應督促台糖公司善盡文化資產管理維護之責，在限期之內未能改善，應立即依文資法給予最嚴厲的懲處，並將所有可能遭破壞之文化資產納入法令強制保護之列。
3.高雄縣文化局應即清查台糖公司近十年來違反文化資產保存法的事實，並予以糾舉，否則就是行政怠惰，若高雄縣文化局無法貫徹依法行政，難辭輿論譴責與行政責任。

橋仔頭糖廠於1998年劃定為古蹟保存區，十年來我們看到橋仔頭糖廠的文化景觀每況愈下，而台糖公司一貫無法善盡管理之責，主管機關文化局則一再寄望以勸導合作方式感化台糖公司，以結果論來說，事實已經證明台糖公司始終冥頑不靈，使得苦口婆心的文化局猶如為虎作倀、姑息養奸。

作者：火花去

◆台糖公司正是橋仔頭糖廠發展觀光的殺手

近來本會針對橋仔頭糖廠亟欲拆除歷史建物發表多篇譴責的論述文章，很可惜台糖公司及文化局從來不針對問題回應，而不斷顧左右而言他，以虛無的口號來塘塞、規避。台糖最新的說法是「拆除建物是為了發展觀光」，這好像強盜說：「搶劫是為了發展經濟！」

本會措詞嚴厲實因自1998年以來，台糖公司屢次以無能管理為由破壞文化資產。眾所週知，大家到橋仔頭糖廠來參觀不是因為台糖的冰好吃，而是因為這裡老樹成林，工業遺址資產豐富。但是反觀台糖公司近十餘年來，不斷摧毀百年糖廠的建築風貌，坐視百年老樹被偷、被砍、被蟲蛀，如今當別人質疑台糖又要拆除歷史建物，居然編出是為了發展觀光的無賴謊言！其實台糖公司的怪獸機制正是扼殺橋仔頭糖廠觀光發展前景的元凶。

◆橋仔頭文史協會是發展觀光的資本

橋仔頭糖廠原本是一座極富觀光潛力的工業遺址，全世界工業遺址改造成功案例不勝枚舉，而自1994年以來為觀光產業及文化產業奠定論述基礎與實際行動的正是橋仔頭文史協會。橋仔頭糖廠的人文生態導覽教材與行程是本會研發的，台糖的解說人員也是本會培訓的，雖然他們不見學得好；橋仔頭糖廠藝術村是本會提案與企劃執行的；橋仔頭糖廠這幾年的文化活動有八成以上都是本會發起或承辦；這些年來我們出版了橋仔頭糖廠十餘種相關出版品，並舉辦了數次國際藝術節和累積三屆的金甘蔗影展等數十支相關影像產品…。今日任何人要發展橋仔頭糖廠的文化觀光產業，除卻橋仔頭文史協會所累積的文化資本是不可能成形的。

作者：林敏聰

近幾個星期政大莊國榮助理教授解聘案引起了學界許多討論，許多學者對於道德判斷與專業倫理或職務規範的分野做了清楚的解析，並提出對於建立公民社會寬容胸襟的期待，當道德不具（集體）壓迫性時才可以取得道德真正「美好的性質」。這裡，筆者想從更廣泛的觀點來討論最近發生的「道德公審」事件。首先，筆者想指出道德的兩刃性，尤其在一個威權社會或團體裡，它可以是最有力的坑殺異己的大刀。這個現象並不因台灣慢慢擺脫經濟型態上的傳統社會或隨著政治民主化而有所改善。相反地，它仍然以一種變型的正當性論述隱藏在主流輿論或法條當中，在各
個場域成為權力和意識形態鬥爭的最佳武器。昔日傳統威權政治的叛國或紅色大帽慢慢被集體道德公審所取代。

沒錯，對於道德美好性質的期待，是人性重要的一部分。但這種集體的期待，在許多公共事務的論述和活動中，它卻也很容易被操弄成唯一而且獨斷的集體價值。例如在選舉活動當中，藉由對於政敵私生活弱點的扒糞行為，成為政治鬥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素僕的道德期待也在國家和文化認同的議題中被集體擴大發酵。從一開始台灣人認同被批評為數典忘祖，到中國人認同被認為就是不愛台灣的論述，都是延襲著類似的道德基調。

作者：吳星螢

當我將花費五年的「反高學費」紀錄片完成同時，新政府宣佈調漲學費，將場景換到上個月，我和工作八年才得以念大學的小妹促膝長談，談得不是將來該怎麼充分學習，而是推敲選擇哪一間學校是不會倒閉的。我的學歷和工作性質常被貼上「中產階級菁英分子」的標籤，可是我卻繳不起半毛學費，畢業兩年至今尚無法償還助學貸款，而在台灣，像我這樣的青年有數以萬計……（圖片為反高運動紀錄片「粉墨登場」劇照，一群台灣老青年付出十年青春為台灣爭取非營利教育的來 到。）

鏡頭轉向1996年，教育部為因應WTO自由市場機制，宣佈公立大學將開始自籌部份經費，並以調高公立大學學費後高喊「公私立學費差距已縮短」來回應私校學生抗議公私立資源分配不均的聲浪，這樣荒謬的邏輯：不是降私校學費而是提高公校學費來表達”公平”。無獨有偶，2008年台大校長李嗣涔直言因為台大學生「社經地位」高，所以享有低學費不符合社會公平。

李校長言論正好呼應教育商品化的邏輯，因為換言之，李校長將台大暗喻為教學優渥的長春藤名校，早是富人俱樂部，學生付出高學費理所當然，可是他卻忘了台大作為一個國立大學，多少窮子弟苦讀而來，人民納稅錢大量投入之最高學府，他應最無私行使憲法保障人民受教之權利，他應最嚴格的拉掉階級門檻，使全民子弟皆有公平機會進入台大。

(本文轉載自人本教育札記七月號229期）

口述◎劉秉郎　
整理◎蕭紫菡

「蘇建和案」被告之一劉秉郎，二○○八年六月十四日從開南大學畢業。十六年前，他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底下，被指控殺人，在牢裡度過十二年青春歲月。二○○三年，他首度獲判無罪，而後考取大學，念書期間，在二○○六年再度被司法判處死刑。大學畢業對他的意義，格外重大。

◆想到那些救援我的人…

六月十四日，我從開南大學畢業。和許多同學一樣，我穿上學士服，在典禮結束時，把帽子扔得高高的，走出校門。許多記者問我心情如何，我只想說：我終於完成了父親的遺願。

父親是在我高一那年暑假去世的。走之前，他交代我，家裡一直沒有人念大學，他希望我有機會一定要念大學。父親只有小學畢業，生前是個礦工，小時候，我常在清晨五、六點就看到他和媽媽一起出門工作，一直到傍晚才回家。礦場工作很辛苦，而且不固定，有時還要上夜班。父親一心希望要我上大學，有個不同的人生。

於是，即使在監獄裡的那段日子，我常會想，只要能活著出來，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考大學。一九九五年，我又一次被判死刑，二哥來監獄看我，我們都知道要交代後事了，當時他跟我說：「有兩件事我一定幫你做到，一個是照顧媽媽；另一個，就算再辛苦，我也會去幫你念大學…」